一、惧乱、媚外的敌视心理 

义和团运动在北方黄河流域兴起之时，适逢一批维新志士在南方长江流域联络会党、组织力量，图谋“武力保皇”，再度变法，以救中国。此种情势之下，以康有为、麦孟华、赵振、唐才常、黄遵宪等人为代表的一类知识分子及其同道，更多地从义和团运动对中国改良所造成的阻力及其对正常社会秩序的破坏这一立场出发，对义和团运动采取仇视态度。

首先，侮称其为“愚者”、“乱民”。赵振认为，义和团民众只不过是一群“眩于端王之权利，惑于拳师之奇术，垂涎于人财帛”而起的“乱民”，（注：《辛亥革命前十年时论选》卷1，上册，第19页。 ）麦孟华也指责义和团为一群“愚者”，其“贸然排外”的野蛮之举，是因其不知中国衰弱是“国政之腐败”造成的，因而“惟愤外人之逼迫”，这与时势是相悖的。他们认为，只有“采行外国之*，仿效外国之工艺，延请外国之人士，输入外国之文明，不以外人为仇，而反以外人为师者”，才是“智者”。（注：麦孟华：《论义民与乱民之异》，《清议报》第52册，1900年7 月26日。）这里，他们以“学习外国与否”作为评判智愚的标准。不可否认，此时主张学习西方，引进欧美近代先进文明是符合时代发展潮流的，亦是时势的一种必然；然而在外患纷至沓来之时，仅以此作为评判的准绳是远远不够的，因为近代中国多重的历史内容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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