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三民书局，1980年，第65页。）自信的丧失和自卑的增多使知识分子形成了一种“半殖民地社会意识”：即崇拜、模仿外国，行事上谨小慎微，这样一来造成了惧外、媚外心理。八国联军侵华时，一些人就对时局颇具忧虑：“中东一役，仅日本一国已赔至二万万，今则八国之师齐集都下，计其赔数岂可数计，不知将何以应之。”（注：丛刊《义和团》（四），第232页。）这样， 在反对八国联军的战争中，知识分子内心对列强一方的畏惧，认为得罪不起，就必然会转向迁怒自己的民众，斥其“激怒强邻，酿成大衅，实为罪不容诛之大憝”，这是惧外、媚外的一种必然结果。一言以蔽之，惧外、怕乱的二重心理交织遮蔽了这类知识分子对帝国主义列强侵略本质的视野，使其最终对义和团运动所表现的只能是不信任的态度。
第三，认为义和团宜剿不宜抚。“怕乱”、“惧外”之心理，使这些知识分子主张对义和团“必宜剿，必不宜抚，宜急剿，必不宜缓”。（注：丛刊《义和团》（四），第183页。 ）康有为声称，拳匪作乱，祸及外国皆由西太后及荣禄等人通联拳匪所为，现今要中外相安，荡匪除奸，“莫急于扶我皇上亲政”，而皇上亲政也会有恩于诸国，于各国“拯救之德，尤思所护”，再以各国之使署、人民、商务，不费一兵一饷，“必能保全”，这对于各国也是有百利而无一害之事。此种考虑之下，冯镜如等人上书日本总理山县有朋，诚意要求“各国联合重兵……扫除匪党，修睦于邻国，扩万国之通商。”（注：《日本横滨神户长崎华商上大日本政府书》，《清议报》第49册，“附录”，1900年6月 27日。）这种饮鸩止渴的策略是滑稽的，但它却是知识分子心中视剿匪救上为第一急务的必然，透露出他们对义和团运动的不满；另一方面，唐才常等人也利用会党势力抵制义和团，对“乱”和外人的恐惧，使他们反对“灭洋”。他们通过发放富有票，将会党的“扫清灭洋”的宗旨变为“救国保民”四字，唐才常曾认为，“灭洋”二字足亡中国有余，一旦将来有乱，会党蜂起，则全国均为义和团，这样会造成国亡种灭之惨局。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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