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现今，“第一义即不可伤害洋人”；（注：狄葆贤：《平等阁笔记》卷4，第19页。）在对南方会党改造的同时， 康有为亦致函海外各埠保皇会：要求其“与外国订约，行西律西法，一面分兵北上勤王，助外人攻团匪以救上。”（注：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上册，第82页；见《民国丛书》第2编，第76册。）这样，媚外、剿匪、 救上——这就是此类知识分子对当时的时局所作出的心理反应。
概上所言，以康有为、麦孟华为代表的此类知识分子对义和团运动产生不信任的敌视心理，在某种程度上正是近代爱国主义和古典爱国主义两种爱国观的冲突。知识分子从爱国出发，通过学习西方，使中国走向近代化；下层民众则从爱国出发，借助“排外”，而回归传统。由于对“外”的态度不同，致使他们对民众运动的认同产生了障碍，过多看到的只是其中“非理性”的外观。殊不知，两种爱国观在多元共生、异质并存的近代中国都有其合理的成分。
二、中立裁判者的心态
以梁启超、蔡锷、汪康年、秦力山、章太炎等人为代表的另一类知识分子与前一类知识分子不同，他们从中国社会背景的变化审视义和团运动，在一定程度上承认义和团民众的英勇斗争对中国政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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