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其对革命事业的推动作用，他称，“自亡清义和团之变，而革命党始兴”。（注：汤志钧编：《章太炎政论选集》下册，中华书局，1977年，第82页。）对此，章士钊曾说：“至于推挹义和团，谓中国之强根在是者，太炎且口将言而嗫嚅。”维新人士汪康年在义和团运动时，“著论力斥拳匪之酿患，政府之误国，然推本于人民信拳之心理，排外之缘由；以见其咎不尽在吾国，西人转相译述，复证以闻见，于是公论稍出。”（注：徐珂编撰：《清稗类钞》第8册，中华书局，1986年，第773页。）综上所述，这类知识分子虽然也不赞成义和团运动，但他们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尊重历史事实，把义和团运动放到中国近代历史行程中去考虑，进而采取裁判者的态度加以评论，指出义和团运动是外族凭陵情势下，不愿为亡国之民者以自己选择的方式直接诉诸行动的结果，也已看到了义和团对中国社会的正面影响。
三、同情赞赏之态度
社会上对义和团非难咒骂甚嚣尘上之时，以创办《开智录》为代表的“三自”青年（郑贯公，冯自由，冯斯栾）、容闳、陈少白及一些留学生却理智地为这场救亡运动唱赞歌，并对其隐藏在非理性外观背后的“民气”表露出欣喜之情，而予以精神方面的认同。
首先，他们较客观地指出义和团运动发生的原因。《中国旬报》上刊文说：“义和团之起，本因与教民为仇”，（注：丛刊《义和团》（二），第146页。）而列强欲借此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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