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目睹了民众运动对列强瓜分中国的阻挡作用，他曾说，义和团运动前，“列强之议瓜分中国也，十余年于兹也”，运动之后，“反为之一大变，保全支那之声，日日腾播于报纸中，而北京公使会议亦无不尽变其前此威吓逼胁之故技，而一出以温柔噢咻之手段。”（注：李华兴，吴嘉勋编：《梁启超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 第178页。）1902年，留学日本的蔡锷在《军国民教育篇》一文中也说：“甲午一役以后，中国人士不欲为亡国之民者，群体以呼啸叫号，发鼓击钲，声撼大地。或主张变法自强之议，或吹煽开智之说，或立危词以警国民之心，或故自尊大以鼓舞国民之志。未几而薄海内外，风靡响应，皆惧为亡国之民，皆耻为丧家之狗。未几有戊戌变法自强之举，此振举之自上者也，逾年有长江一带之骚动，此奋起之自下者也；同时有北方诸省之乱，此受外族之凭陵，忍之无可忍，乃轰然而爆发者也”。（注：曾业英编：《蔡松坡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5页。）这里他把义和团运动的出现与甲午后亡国灭种的社会背景联系起来，认为它的到来是列强凌辱之下忍无可忍的一种必然，与知识分子的“振举自上”的维新运动一样，是一次“奋起自下”的图存之举，二者是并行的，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主张排满革命的秦力山，虽对义和团的“扶清”口号颇有微词，但也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义和团的斗争精神，他认为义和团民众的觉悟较当时日本群众为高。他说，日本人虽称沙俄在东京建立教堂为“污物”，可“日人言之而不敢行之，义和团居然行之。岂日人文明程度，反不义和团若欤？”（注：彭国兴、刘晴波编：《秦力山集》，中华书局，1987年，第33页。）章太炎怀有强烈的种族复仇情绪，在义和团运动高潮之时，囿于义和团的“扶清灭洋”，目之为“匪”，但后来随着列强侵略中国的加深，民族危机的驱逼使他也改变了此种态度，认识到义和团民众爱国正义的一面，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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