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季同所译的“拿破仑法典”，是1872年（陈氏称同治十一年）经法国30名议员重订后的法典。在译文刊登之前，他写有一段“自识”文字，相当简明地介绍了该法典的由来，其在西方法律史上的重要地位，以及法典本身的构成特点。由于这部世界上最早的资产阶级民法典自身的重要性，它的汉译传播在中西法律文化交流中自然具有不同寻常的意义，我国的法学史研究者已经注意到研讨这些汉文译本。（参见李贵连《〈法国民法典〉的三个中文译本》，《比较法研究》1993 年第1期。）但是，他们对近代报刊上所发表的有关此一法典的译介，却似乎还未引起重视。其实像中国第一次资产阶级变法时期趋新人士对该法典的译介，以及这些译介与维新运动的关系，同样是西方法学在华传播史上值得探讨的课题。如在前面已提及的译者“自识”中，陈季同对西方以法治国于富强关系的认识，在当时的维新思潮中就颇具代表性。他公开批评了当时流行的所谓西方强在“轮船枪炮”、富在“通商开矿”的洋务派俗见，指出“轮船枪炮通商开矿若无律法以绳之”，必不能“亿万一心以致富强”，因而认定“拿布仑一律，洵泰西立国之始基，富强之根本也”。他明确表示，正是有鉴于此，他才“不惮繁难，先行寻绎拿布仑律例一书，以供参考。词陋学疏，在所弗计”。也是怀着这种法制“经世”的思想，面对当时“风气大开，报馆林立，动曰新闻体例、报馆章程，究竟若何，局外人多茫然不识”的现状，在友人的怂恿下，他又通融缓急，将报馆律部分先行译出，连载于报（见《求是报》光绪二十三年九月五日，第1 册“西律新译卷之一”和同年十一月十五日《求是报》第8册，“西律新译卷之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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