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政府并非不懂民安方能国泰的道理，光绪三十二年(1906)“两广、两湖、江西、安徽等省屡告偏灾”，“江苏淮、徐、海一带，被灾尤重”，清廷在诏谕中指出：“从来治国之道，唯以保民为先。方今时局多艰，民生重困。”各省遭灾，“率皆元气凋伤，生计窘蹙。哀我黎民，颠连穷困，岂可胜言。”统治者最担心受灾人民“迫于饥寒，流为盗贼，扰及乡里，贻害善良。”如果地方官“平日加意抚绥，勤求疾苦，兴养立教，禁暴诘奸，庶闾阎可期安堵。”但各州县“往往习于蒙蔽，被玩因循。或吏胥苛虐，而若罔闻知。或寇贼横行，而不为惩办。民转以告匪为惧，匪更以劫民为生。愚氓无知，被其鼓惑，放票入会，结党日多，迨至酿成事端”。[4]当年即发生了波及湘赣的萍浏醴起义，沉重地打击了清朝的统治。在死亡线上挣扎的饥民“自以命在须臾，何国法之足言，且饿死与犯法等死耳，因求食而犯法，恐未必尽死。故守法之民亦借此为疗饥无二法门。”[5]清代后期湖南因灾荒引发的民变此伏彼起，大约可以分为4种情况。
一、 饥民抢米索食的自发斗争
道光二十九年(1849)宁乡饥民相继闯入富室，伐廪出谷，谓之“排饭”。武冈人人皆是菜色，“饥民或匿山中，见有负米者即邀夺之。”[1](p88)
同治二年(1863)湖南大旱，“州县阻米出境，民无所告籴，多聚众谋劫掠。”[6]醴陵谷价腾贵，饥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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