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的诗词水平总体上不如唐、宋，但却超过元、明。诗人、词人的作品数量也要远远超过历朝历代，至少从保存下来的情况看是这样。而且派别众多。清康熙朝曾编《全唐诗》，总数也不过4万8千多首(无疑收集不全)，而清代仅乾隆皇帝一人就有诗4万3千多首(当然有人代劳)，就数量而言，他大概要推古往今来第一位多产大诗人了。晚清还曾出现过另外两个旷古少见的多产诗人，一是樊增祥，再一个是易顺鼎，其所作诗歌也都超过万首，但在数量上仍无法望乾隆皇帝之项背。清代的个人诗集更是层出不穷，蔚为大观，仅御制诗文集的数量就很不少。这些御制诗虽然总体水平不高，但从陈寅恪“以诗证史”的角度看，却不失有重要的历史和文化价值，因为他们的所思所想、一言一行，都关系国事与国运。特别是乾隆皇帝的诗，由于诗多且涉及的事繁，时间持续又长，其历史价值就更是如此。 

    在诗歌理论的总结方面，清代出现著名的“四说”，即“神韵说”、“性灵说”、“格调说”和“肌理说”，在宋代以后的诗坛上占有重要地位。诗人们依恃不同的诗歌理念，也创造出不少优美的作品。“神韵说”，是康熙时的大臣王士祯提倡的，他师法王维和孟浩然，强调“神妙之语”与“兴趣”的重要性，追求清新自然的风格，影响很大；“性灵说”则由乾隆时的袁枚和赵翼等人所主张，反对模拟，重视创新，提倡抒写“性灵”，反映个性。其作品从内容到形式都有新鲜之处，在当时多少显现出某种异端性。性灵派诗人赵翼的《论诗》系列诗中有两首，流传极广，颇能表现这一诗派的特点。由于它们是论诗，又具有将诗歌理论和创作实践两相结合的妙趣，故在此不妨略作欣赏： 

    (一) 

    只眼须凭自主张，纷纷艺苑漫雌黄； 

    矮子看戏何曾见，都是随人说短长。 

    (二) 

    李杜诗篇万古传，至今已觉不新鲜；&nb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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