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教等多教并存，造成一种“开放”的文化心态。特别是道教和佛教盛行的强烈影响，对于唐诗的繁荣作用巨大。诗仙李白那种上天入地的奇诡想象，便得益于道教；而王维、孟浩然诗那浓浓的禅意，则受惠于佛教。佛教特别是禅宗，能增强诗人心灵感受和体验沉潜的深度，格外有助于提高诗歌的意境。一部《全唐诗》，据研究，所收1／10的诗作均与佛教有关。这些条件都是后代所不完全具备的。
后代的诗歌之所以难及唐诗，也与所谓“盛极难继”的文艺规律有关。后人面对巍峨的唐诗“高山”，往往愿意绕道而行，另辟蹊径，所以才会出现“宋词”、“元曲”和“明清小说”各领风骚之势。另外，若从诗歌发展的制约因素来看，清代由于乾嘉考据学盛行，社会上尚“学”之习盖过尚“文”之风，一流人才大多沉潜学问，理性有余，诗情不足，这也多少影响了清代诗歌创作的水平。从前面所提到的赵翼之诗中，我们也能够窥见一点此类信息。实际上，四说中的“肌理说”，便深深地打上了重视理性的乾嘉考据学的烙印。它强调“考订训诂之事与词章之事未可判为二途”，写诗重要的不在于字词表面，而在于诗人的内在学问，认为没有学问根本写不出好诗来。乾嘉时期的四库馆臣、著名的学者文人和书法家翁方纲，乃是“肌理说”最为著名的代表。
“格调说”最有影响的倡导者和实践者，则为乾隆时代的大臣沈德潜。他主张写诗要“温柔敦厚”、“怨而不怒”、“一归于中正平和”，这完全符合儒家传统的诗教，因而曾是当时诗坛的正统派。乾隆皇帝就很喜欢沈德潜的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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