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把视线从古代典籍转移到现实斗争，从学术思想的角度，对社会变革及其发展趋势，作出必要的解释和论证，乾嘉学派则捉襟见肘，无能为力。它既不能满足统治阶级的需要，也不能适应社会动荡的局面。因此，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乾嘉学派如同“康乾盛世”成为过眼的烟云一样，也迅速走向没落。被龚自珍、魏源为代表的以今文经学为形式的新的经世致用思潮所代替，这是乾嘉学派本身的局限导致的历史必然。
2．乾嘉学派观察和思考问题的角度是向后看的而不是向前看，论证问题的过程和方法也过于机械和烦琐，这是其最突出的弊端。由于乾嘉学派的治学内容是以儒家经典为中心，其治学方法是以考据为特点，一些乾嘉学者认为儒家典籍越古越真，越符合经书的本来面目。甚至认为对儒家典籍的注疏，也是唐胜于宋，汉必胜于唐。这种观点使他们观察和思考问题时，走上复古、佞古倾向。特别是以惠栋为代表的吴派学者，抱着“凡古必真，凡汉皆好”的态度，具有明显的复古，泥古毛病。所以《四库提要》批评惠栋“其长在古，其短亦在于泥古”。王引之甚至批评惠栋“见异于今者则从之，大都不论是非”。在惠栋这种复古、泥古思想影响下，一些乾嘉学者几乎是嗜古成癖，譬如江声，生平竟不作楷书，与人通信也写古代的篆字，看他的书信如观天书符录。不少乾嘉学者也有泥古不化的怪癖。其次，由于乾嘉学者强调博证，进而走向嗜博烦琐之一途。本来，旁征博引应以研究论证问题的需要为转移。但在博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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