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言，并不是绝对的。尽人皆知朱熹是理学的集大成者，可谓典型的宋学家，却有许多名物训诂之作。同样，戴震是乾嘉汉学的集大成者，又何曾不谈义理。所以，鸦片战争前夕龚自珍在其《与江子屏笺》中，就明确指出：“若以汉学与宋学为对峙，尤非大方之言，汉人何尝不谈性道，宋人何尝不谈名物训诂。”而且，无论是汉学或者是宋学，在各自的思想学说中，都是精华与糟粕杂陈。只有排除门户之见，才能吸其精华，去其糟粕。否则，像有些汉学家那样，坚守门户，惟汉是从，必然会视糟粕为精华，良莠不分，结果不仅使本学派缺乏生命力，也影响整个学术事业的发展。
愈到后来，乾嘉学派的上述局限与弊端，暴露得愈加充分，到了鸦片战争前夕，一些对社会危机有深切感受，要求改变现状的进步思想家，痛感终日将时间精力消磨在名物考据之中，对于时事*，国计民生不闻不问的乾嘉汉学，成为解决现实的障碍，大声疾呼要求改变学术风气。正如魏源所指出的：“自乾隆中叶后，海内士大夫兴汉学”，只“知争治诂训音声，瓜剖釽析”，“罔知朝章国故为何物”，也“罔知漕、盐、河、兵得失何在，有奋志讲求抱负宏远之人，人群笑为迂阔”，其恶果是“锢天下聪明智慧使尽出于无用之一途”13所以，嘉道之际，乾嘉学派便走向衰败和没落，此后，虽然还有少数学者循着乾嘉学派的治学门径，在学术上仍做出可观的成绩，但作为一种学术思潮，乾嘉学派却成为历史的陈迹。
历史的、恰如其分的分析论述乾嘉学派的学术成就与历史局限，自然就会看清其在中国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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