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史论方面则不突出。乾嘉考据史学的代表作，诸如钱大昕的《二十二史考异》，王鸣盛的《十七史商榷》及赵翼的《廿二史札记》等。这三部类似的史书，亦各有特点。钱著详于校勘文字，解释训诂名物；王著则偏重典章制度的考实；赵著则在考辨史实的同时又多发议论，均有助于后人阅读了解古史。至于考订补注各断代史的史籍更是不胜枚举。乾嘉学派在史学方面的成就，还表现在各类史表的编排与方志编纂方面。清代各省、府、州、县均有创编和续订之志书，而许多志书大都成于乾嘉学者之手。方志的编纂与义例的创立，成为清代史学的一大特色。
乾嘉学派在古籍整理方面的成就，还突出表现在校勘、辑佚、辨伪方面。乾嘉学者运用校勘，把秦汉以来的大部分子书，诸如《荀》、《墨》、《老》、《庄》、《韩》、《管》、《晏子春秋》、《吕氏春秋》、《淮南子》、《春秋繁露》、《太玄》、《法言》、《白虎通义》、《盐铁论》、《水经注》等，均予校订，或厘审字句、或排比章节，使许多难读的古书，文从字顺，恢复了本来面目。卢文弨的《群书拾补》、王念孙的《读书杂志》、俞樾的《诸子评议》，都是有名的校勘著作。乾嘉学者还经过搜集钩沉，把许多亡佚的文献典籍，从几部较大的类书或较古的典籍中辑佚出来。仅从《永乐大典》中，就辑出亡佚之书375种，4926卷。乾嘉时期著名的辑佚大家马国翰的《玉函山房辑佚书》，即辑出经部书籍432种，史部8种，子部152种。从而使许多年久失传的典籍重见天日。再者许多伪书，或作者、年代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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