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们的运动；因为它只见树木，不见森林。”4乾嘉汉学使用的方法，正是这种形而上学的思维方法，诚如当时学者所指出：“近世言汉学者，喜搜古义，一字聚讼，动辄数千言，几如秦近君之说《尚书》。当天下无事时，文章尔雅，以为润色太平可矣。及其有事，欲以口耳之学，当天下之变，宜其束乎无策。无他?识其小，不识其大也。”5正由于乾嘉汉学“识其小，不识其大”，它虽然能提供整理古籍的具体成果，却不能提供系统的思想体系。这种固有的局限，决定了它“当天下无事时，”可以“润色太平”；一遇“天下之变”，却束手无策。这就注定了它因不能满足社会的需要而走向没落。
随着汉学的衰落，宋学作为它的对立面又活跃起来，除方东树之外，19世纪初，唐鉴、李棠阶、倭仁、吴廷栋以及曾国藩、罗泽南等，都曾重整程朱理学的旗鼓，企图继承自朱熹以来的道统，方东树诋毁辱骂汉学是“几千年未有之异端邪说”，是“鸩酒毒脯”，就是认为汉学违背了“道统”。曾国藩攻击汉学说：“嘉道之际，学者承乾隆季年之流风，袭为一种破碎之学。辨物析名，梳文栉字，刺经典一二字，解说或至数十万言，繁称杂引，游衍而不得所归，张己伐物，专诋古人之隙。或取孔孟书中心性仁义之文，一切变更古训，而别创一义，群流和附，坚不可易。有宋儒周程张朱之书，为世大诟。间有涉于其说者，则举世相与笑讥嗤辱，以为彼博闻之不能，亦逃之性理空虚之域，以自盖其鄙陋不肖者而已矣。”6这些指责，也是担心程朱道统沦丧。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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