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和朱熹所注《孝经》。11岁，攻读经史，“始览《纲鉴》而知古今，攻读《大清会典》、《东华录》而知掌故”。19岁，应乡试未售，从朱次琦（九江）受“济人经世”之学，以为“圣贤为必可期”，“天下为必可为”。又攻读顾炎武、钱大昕、赵翼等人论述历史的著作，于是“议论宏起”。接着，读《周礼》、《仪礼》、《尔雅》、《说文解字》、《水经注》诸书，以及《楚辞》、《汉书》、《文选》，“大肆力于群书”。不久，“以日埋古纸堆中，汩其灵明，渐厌之，日有新思，思考据家著书满家，如戴东原，究复何用？因弃之，而私心好求安心立命之所”，乃“闭户谢友朋，静坐养心”（注：参阅楼宇烈整理《康南海自编年谱〈外二种〉》，中华书局，1992年，2—8页。）。
根据康有为自述，1886年他29岁以前好《周礼》，攻何休，并“贯穿之著《教学通义》”。在《教学通义》中，标明撰书的缘由是：“以天下治之不举，由教学之不修也”。“教学之不修，患其不师古也”。他认为“善言古者，必切于今；善言教者，必通于治”（注：康有为：《教学通义》，姜义华、吴根ｌｉáｎｇ＠①编校《康有为全集》（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81页。）。《教学通义》的宗旨，就是“言教通治”，“言古切今”。
康有为认为，“言教通治”，周公是典范。经书中的典章，都是周公“经纶之迹”，“周公以天位而制礼，故范围百官万民，无不曲备”（注：康有为： 《教学通义·六经第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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