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1年，康有为在广州长兴里讲学，撰《长兴学记》以为学规，提出了“勉强为学”，“逆乎常纬”，并在弟子陈千秋、梁启超等人协助下，从事《新学伪经考》、《春秋董氏学》和《孔子改制考》的撰写。1894年，在桂林讲学时，康有为又提出《春秋公羊》之学，“董子及胡母生传之。董子之学，长于《繁露》，胡母生之说，传于何休。故欲通《公羊》者，读何休之注，董子之《繁露》。”（注：康有为：《桂学答问》，姜义华、吴根ｌｉáｎｇ＠①编校《康有为全集》（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53页。）以《春秋公羊传》、《春秋繁露》、《孟子》、《荀子》、《白虎通》五书，“通其ｚｈǐ＠②义，已通大孔律例，一切案情，皆可断矣。”（注：康有为：《桂学答问》，《康有为全集》（二），55页。）在1895年的《上清帝第二书》（即《公车上书》）中，又第一次援用《公羊》，说是“《公羊》之义，臣子之例，用敢竭尽其愚，惟皇上采择焉。”（注：康有为：《上清帝第二书》，见拙编《康有为政论集》上册，中华书局，1981年，136页。）

    康有为从传统的儒家今文学说中汲取养料，把《公羊》三世和《礼运》“大同”、“小康”糅合，在戊戌变法前基本上构成一个“三世”系统，即将《公羊》的“升平世”，说成是《礼运》的“小康”，《公羊》的“太平世”，说成是《礼运》的“大同”，以为“今者中国已小康矣”，通过变法维新，就可逐渐达到他所向往的“大同”境界（注：见拙撰《论康有为的“大同三世”说》，《中华文史论丛》197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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