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公“言教通治”、“言古切今”，是因为他不是空洞说教，而是“有德有位，”用以“纲维天下”。“周公兼三王而施事，监二代以为文”，“制作典章”，“因时更化”，从而“大周之通礼会典一颁，天下奉行”（注：康有为：《教学通义·从今第十三》，《康有为全集》（一），135页。），“教学大备，官师咸修”。

    《周礼》是古文经典，周公是古文经学家崇奉的偶像，康有为讲《周礼》官守，崇周公权威，并从周公“有德有位”着眼，恰恰是古文经师的立论所在。可知康有为早年是崇《周礼》、尊周公的。但是，当他1888年第一次向光绪帝上书的活动失败后，遂开始转向今文经学。

    1889年至1890年的冬春之际，康有为在广州遇到了讲今文经学的廖平。今文经学讲微言大义，主通经致用。康有为受其影响，从今文经学中汲取可资运用的东西进而议政，于是在他的著作中也就有了前所未有的今文内容（注：见拙撰《重论康有为与今古文问题》，《近代史研究》1984年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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