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服其心者为上，不可专恃征战嗜杀，但“今日之时势独不然”。因为英法等外国夷人“断非当年孟获可比”，“纵虎容易缚虎难”。现僧格林沁已将夷酋擒获，正宜“皇上临御午门，献俘阙下，以伸国法而快人心”[1](p476--477)。记得《烈火金刚》中一个日军俘虏（已投降，并与民兵一起打击日军）说，民兵好，八路不好，原因是他在与八路拼刺刀时，八路没有遵守相关规则开枪了。有一民兵对他说：你认为是拼刺刀，但我们认为是决斗！意思再明白不过，即战争双方因各自所受历史条件影响及所处强弱地位的不同，对于战争中必应遵守规则的理解也必然不同。
既然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前清政府对国际公法知之甚少，当然也就谈不到具有遵守的观念了。因此，完全以西方的国际法为标准来批评清政府是不妥当的。这并非是笔者站在狭隘的民族立场上，为清廷进行的开脱诡辩。美国人马士的一段话或许有助于人们对这一问题的理解。他说：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前，中国人民还“是一种不懂得近代战争惯例的人民，是一种还需要学习才会使用那些基本信号如休战旗之类的人民，是一种还是信守战争的最主要目标就是杀死敌人的书本教条的人民”[8](p297)，因此在与中国军队的战争中，“自始至终存在着的困难，就是休战白旗的使用，这是一条中国人从来没有学过的战斗中的新规则……因而在战斗中还是用不上去。英国人对于中国人这类欺诈的行为（指仍对手持白旗的英国人开火）表示的愤怒，正如中国人对于英国人攻打炮台时，不从有火力的前方进攻，却偏要从炮台侧面进攻那样欺诈行为所表示的愤怒一样的厉害。”[8](p299)
在此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清廷拘禁的英法战俘中，有些人确为议和谈判代表，但其中有些人既非“手持议和之旗”的“议和使者”[1](p449)，也非真正意义上交战双方在战场上的俘虏，而是战争以外的抢劫犯。一名１９岁法国士兵，即是因其“偷偷地离开部队太远了，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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