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随着商品经济的活跃，中国封建城市工商业的分工获得了进一步发展，不过这种发展主要表现为行业数量的增多，并没有推动单个生产单位的内部分工，小作坊经营状况依然如故。19世纪末，苏州木器行业划分为红木作、小木作、巧木作等，红木作中专做大、小梳妆粉镜和文柜等为一业，加工红木玻璃灯架、挂镜和插镜机架等为另一业，“向做灯架者，不得越做洋镜；向做洋镜者，不得越做灯架”。（注：《明清苏州工商业碑刻集》，第138-139页。）“苏城花素缎机生业，向分京、苏两帮，各有成规，不相搀越”，辅助工序有结综掏泛、牵经接头、捶丝和上花等四业，“均系世代相传，是以各归主顾，不得紊乱搀夺。”（注：《明清苏州工商业碑刻集》，第46页。）行业内部分工如此之细致，表明每个生产者仅从事单一工序或单一产品的生产，根本不可能实施进一步分工。更兼小作坊主大多处于小本经营、资金匮乏的窘境，生产规模极其有限。1870年苏州纸业两宜公所哀叹：“习斯业者，异乡人氏居多，而年老失业，贫病身故及孤寡无靠者甚众。”1872年吴县蜡笺纸业绚章公所也称：“作伙每人每月捐钱五十文，以资善举。必须捐至钱十二千文，方许收徒一人。而小作坊仅止雇一、二人者，若就捐至足数，须俟一、二十年，始可收徒。”（注：《明清苏州工商业碑刻集》，第97、103页。）在这种情况下，小作坊主纵有分工之愿望，亦无分工之能力。 

另外，为了保证产品质量，限制竞争，中国行会也纷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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