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西方的中国学研究一向以其变化多端令国内同行应接不暇，近几十年来一直在提倡摆脱西方中心视角。伊利诺斯州立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劳拉·霍斯泰特勒的《清朝殖民地事业：近代早期中国的人种志与地图》（Laura Hostetler，Qing Colonial Enterprise，Ethnography and Cartography in Early Modern China，Chicago and London，2001）一书是这股新潮流的又一典型代表，也泄露出西方学界的中西比较研究之重大不足。《清朝殖民地事业》力图把清代前期表现为近代早期世界中的一个扩张性帝国主义政权，这一观点通过分析清朝政府如何使用地图和人种志实现其殖民野心而呈现，尤以对人种志的分析为主，而所谓人种志在这里就是苗图册和贵州方志中描述少数民族的那部分。把17—18世纪的清朝描绘成与各欧洲强国处于同样历史进程中的政权，并且把原本通常用于19～20世纪欧美国家的殖民主义分析用于一两百年前的清代中国。此主张与我们多年来的习惯看法相悖，令人好奇心陡然而起，而作者也宣称她力图通过此书展现有关历史编纂学的新设想。
　　此书在人种史和制图史领域进行比较研究，但更深层的比较对象是欧洲与一个非欧洲地区的行为。作者自称本书是想通过一项比较研究来挑战关于“东方”与“西方”之基本差异的各种成见，和认为“世界”的形成只是欧洲的责任这种成见。之所以选择近代早期欧洲和清代中国作为比较双方，只是出于自己的学术背景和研究能力考虑，而无意于标榜这两个地区比其他地区更重要，作者也希望有更多学者就其他地区的早期近代性问题承担起同样的比较研究。就欧洲与中国相比较而言，作者希望提供放开眼光和转换思路——在世界脉络下审视中国历史——后的新启示，破除长期困扰西方中国学研究的一种成见，即费正清的冲击——反应模式，而费正清这种模式其实继承了马克思和马克斯·韦伯等早期西方人的中国观，把中国刻画为内部没有任何变化动力的静止文明。近几十年西方的中国学研究固然在激烈拒绝早期关于一个静止、停滞之中国的

[1] [2] [3] [4] [5] [6] [7] [8] [9]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