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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研究中的陷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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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7-3-10 11:02:18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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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终究也是这个王国臣民的民族，它们是构造一种集体性的“我族”意识的工具。
总之，贵州方志和苗图册所表现的直接观察法和分类系统的发展步伐与欧洲相类，说明清朝与欧洲一样，通过绘制疆土以增加关于自然地理的知识和增强对其的控制，通过描绘民族了解其扩张步伐所及之地的人文地理并更好地对人民实行控制。而苗图册中家长主义和沙文主义气息与文化开放性态度并存，这披露了一种属于整个18世纪而并非欧洲独有的乐观主义情绪和扩张局面。
作者旨在探究贵州方志和苗图册中针对少数民族统治的*含义，堪称全书亮点，也正是值得中国学者借鉴的富有启发性的作为。从凌纯声、芮逸夫开创对西南少数民族进行人类学调查和研究的先声以来，中国学者对苗图册这类文献的研究并不算少，但大多停留在把它们当作了解苗族和其他西南民族历史状况的资料，用来讨论苗族各地支系的历史文化、分布状况、服饰、语言、风俗、支系划分、族人由来等等。而这些研究无一例外地默认了这类文献为客观真实的材料，是有关苗族历史文化的可靠佐证。但是本书作者却提醒我们，在重视这类文献中所含历史资料价值的同时，应该警醒于其中隐含的思想与观念性内容，它们不止是反映苗人历史文化的材料，还透露出更广阔的时代信息，透露出关于占统治地位的民族与被统治民族之关系的信息。苗图册以及贵州方志中的同类内容所包含的*和权力信息，一方面告诉我们中央政府控制和治理南方边省的实际作为和中华民族融合发展的历史进程，一方面也蕴涵着强势群体对于弱势群体的偏见和主观想象，还原出长期以来被主流声调遮蔽掉的一些历史层面。对于日益重视反思性认识的当今学界来说，这些图册正是反思中国历史发展之一端、帮助接近历史的丰富多样之本真面目的上好思想史材料。其实葛兆光教授也已谈到图像不仅可以作为一般性史料，也可以作为思想史的材料，并且以《职贡图》、《苗蛮图》为例谈到分析其中关于异国和异族的想像、关于“自我”与“他者”、“中心”与“边缘”等的关系将会带来很多启发。[1]不过，还原苗图册中思想史意蕴的工作，竟还是由西方学者率先而为，那么不仅这一具体研究本身值得我们借鉴，西方学者的批评性和创新性眼光也很值得学习。
（资料来源：《史学月刊》2005年第3期 中华文史网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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