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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研究中的陷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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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7-3-10 11:02:18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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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信息，而不仅仅依靠以前的文献资源，细节也逐渐充实；三、从省志的后来版本中可见对贵州省境内居住之非汉人群体的分类和命名也逐日精细和系统化。可见在大约三个世纪的历程里，关于贵州非汉人群体的人种志作品的标准经历了显著变化，使其逐渐变得更“人种志化”，或者更有科学性。证据就是直接观察在收集信息中的角色不断明显，后出之书比前出之书地名增多、描述范围扩大，同时对人民的分类与归类系统日趋复杂，族群之分从早先的13个增长至82个，并对其中每一个都记载其特征鲜明的行为和特色。另一方面说明，清朝截止18世纪中叶不断推进疆土扩张并加强对新获之地的控制。这些文本贯穿着行政方面的考虑，并不断表达出目标实现的信息，最早的康熙朝贵州方志已频频出现对各个群体汉化程度的评论，以后更不忘强调他们的“驯服”。而归类系统的扩充繁复也是政府行政管理加强的一个结果，归类和分类问题是清朝努力理解、表现、最终定义贵州境内之少数民族群体的核心问题。尽管18世纪中叶关于82个族群的划分以现代标准衡量并不科学，但它有自己的统治目标和内在逻辑，汉人强加于各族群之亚族群上的分类不仅是统治者认识和控制他们的依据，甚至有些也被亚族群所接受进而影响了他们的行为和对自己的观念。
细审18世纪特有的苗图册，则又可以感受到加速推进贵州历史进程的政府表现。“苗图册”是指描述中国南方各地非汉人的一类带插图手稿作品，本书所用以描述贵州少数民族的为主。此类作品尽管通常作者匿名、编纂时间不详、不公开发行，但可以通过序言了解相关信息，知道这最初是为地方官员准备的行政管理文件，康熙朝已有制作此类文件的先声，内容有来自方志的，也有独立调查获取的。这类图册有双重目的，一方面记录辖区的各种信息，以便为实际控制本地居民服务；另一方面有宣传意图，告诉上级管理者说，本地人尽管曾经躁动不安，但在帝国政府的明智管理下日趋平静和驯顺。与这两个目的相配合，本书作者提出释读苗图册的内容应该一分为二，一是看取它们实际包含的内容，二是看它们为观者制造的更为主观的整体印象。以前者论，无论文字还是图画，都传达着某地某个族群的基本信息，如外貌、性情、习俗、生计、姓氏、饮食等，经常还有关于某个群体汉化程度的评论。从后一个角度看，文字和图画塑造出的印象是这些群体在怎样与地方经济相适应，此地存在一种有秩序的安全感。其隐含的意识是，官员们已知晓边疆状况并为这些地区的民族和习俗建立起一种秩序，也知道如何维持该地区的和谐，对于依然存在的野蛮人群也能更好地理解和归化。这种印象还通过图册的一些形式特征被强化：通过设计和布局告诉读者它们所包括的范围和内容相当详尽；为每个特殊群体各自设计一种行为和位置模式，并在后来的图册中不断重复，成为固定化的视觉比喻；通过模样古怪的插图告诉观察者，这些人民绝大部分朴实和单纯而并不危险。可以说，苗图册突出并界定了一群看起来与清帝国多数居民显著不同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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