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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研究中的陷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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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7-3-10 11:02:18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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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断，而努力遵循更加中国中心的取向，但中国中心取向的提倡者们，在看待那被描绘为“对西方之反应”的范式时，经常不愿意去揭示涉及中国与西方世界相互作用的话题，亦即缺乏比较与互动的眼光，因此并没有摆脱费正清那种偏于一隅的缺失。鉴于此，作者提出如果采用一种聚焦历时态变化或者国内地区差异性的取向，可能会有更大的贡献。需要一副新的历史编纂学透镜，它大到足以既把清朝看做一个有其自身历史和动力（以及多样性和复杂性）的独立实体，又能把它看做是更大范围内早期近代世界的一部分。只有这样才能看到清朝如何参与近代早期世界历史甚至帮助其形成，而不仅仅是对之做出反应。作者针对历史编纂学的宏图伟志值得称道，而这项具体研究究竟如何，还需通读全文后再作评价。
二
支撑起作者比较思路的基点可以概括为：1.“近代早期”可以恰当地描述全球化进程，而不是只用于西方化进程。2.“殖民扩张”在现代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普遍存在，当今世界诸国都应看做造端于近代早期的“民族国家”，中国也不例外。3.与近代国家扩张进程密切相关的图像表达技术可同时见于东西方各国，并且技术的相似性和使用这些技术时之*目的的相似性是由于它们有类似的殖民历史为根基。
围绕这几个基本假设，本书第一章提出，清朝的立国特征或*理想是建立一个以满洲人为最高统治者的多民族共容的帝国，在此过程中面临的棘手问题是如何有效地利用汉人文化的号召力，而又同时保证清晰的满洲人身份认同。作者认为清朝由于在三个方面维持平衡而取得成功：创造性地运用它与中亚的文化纽带（宗教信仰和尚武游牧传统）与北方及西北结盟；鼓励一种以儒家原则为基础的关于普遍规则的意识形态；对近代早期的技术保持了解与开放。第三个方面作者是以前清时期耶稣会士服务于宫廷为证据，认为是清廷为了平衡满洲人身份认同和儒家意识形态而有意采用和雇佣既非满人的也非汉人的技术和技术人员，因此而专意大力倚重来华传教士，当时一些流传到欧洲的耶稣会士报告被她用来证明康熙皇帝对西学的熟悉和开明态度。关于第二个方面，作者极力强调清朝要建立的意识形态图景是以儒学为基础但又超越它，主要是把儒家文化观念与*观念中以华夏为中心这一点替换为以清朝统治者为中心，而不论其文化出身。作者以1751年乾隆吩咐制作《皇清职贡图》为例来证明上述与前朝不同的意识形态目标，她承认职贡图性质的文本在中国由来已久，但她主张清朝的职贡图虽对先例有所继承，其形式和目的却都与早期的不一样。形式的不同由编辑方法体现，它以直接经历为基础，包括编纂者的直接经历和他咨询有直接经历的人所得，同时皇帝要求在获取资料时做到保密。目的的不同则在于《皇清职贡图》背后的理想是描绘以统一的形式为清帝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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