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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研究中的陷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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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7-3-10 11:02:18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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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纳贡的所有不同的人，是一张全球性“文化地图”，旨在描绘并宣扬清朝是文化帝国主义的一个中心，既是捍卫这个由多种文化组成之实体的策略，也是宣扬一个以清朝为中心的世界图景。由此，作者发现了清朝与同时期欧洲主要政权处于类似的世界扩张进程中，并且采用类似的方法论和表现形式，即直接观察以获取知识和图像表达技巧，这便奠定了作者在“近代早期的世界”这个共同脉络下审视清朝之发展与行为的基调。她认为是两个地区处于类似的进程才会唤起类似的反应，而实证知识与图像表达这两点也成为全书贯穿始终的将清朝与世界相连接的最直接理由。
随后作者从绘制地图的角度证明清朝积极参与近代早期世界的形成，因为她强调制图学被近代早期的各帝国都当作一个本质性的组成。首先简介利玛窦以来耶稣会士在中国绘制地图的经历，然后回顾1700年以前欧洲人地图里的中国，再介绍同在1660年代动议的中国、法国、俄国的全国性测量工作。全国性测绘工作在相近的时期展开，这是她论证中欧间相似性的重要一点，这时期的上述三国在制度、君王能力上均有可比性，全国性测量的目的和采用的技术也类似，都是为了在一个近代早期世界的脉络下确立疆界以巩固统治，并都及时使用了新兴的天文定位技术。但是在这三国的绘图计划中，参加者和方法之间都没有明显联系，而这恰恰说明这几国的统治者是被一种共同意识所驱使却并非被某些国际人士的建议所串联，即日益增长的关于他们的王国作为一个国家在一个有限地球上之位置的意识。作者于此再次提醒人们，不能让错误的东方与西方、文化与历史的二分法模糊这一重要事实，清朝并非隔绝于早期近代世界，而是涉身其间。
人种志作品也被作者视为表现近代早期扩张性帝国的一个醒目特征，因此接下来就将读者的视线从图绘疆土转移到“图画人民”，这也是全篇重点，从第三章到第七章都围绕被她称为“人种志”的苗图册和贵州方志中关于少数民族的内容进行。第三章有总领后面大半部书的意图。首先指出人种志作品与欧洲进入近代化阶段的关系，接着用这种关系模式分析中国同类作品的发展轨迹，得出在相近的时期里，“人种志”在欧洲与中国都发展成为一个专门的作品体裁。具体而言，近代早期的欧洲人对自己生活环境的理解从重视定性转变为重视定量，并演变成一种一般性的自然史兴趣。而自然史在北欧成为一个知识结构与国家的扩张意识和竞争意识有关，因为为了自己的贸易利益要尽可能了解海外贸易地并防止竞争政权夺取它。人种志与自然史在方法上有相似处，通过调查获取知识并以分类学组织知识；其产生背景也类似，源于欧洲人在扩大活动范围的过程中开始关心自身与世界其他部分的联系，并认为这世界一定可以被理解和控制。作者进而提出，18世纪的中国拥有与欧洲一样精细的分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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