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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研究中的陷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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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7-3-10 11:02:18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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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架构，并且清廷也与欧洲政府一样明了地球的“全球”性质及其自身疆土的相应有限性质，区别欧洲人种志与早期述人作品的几大特点——直接观察、独立证明、对人类和社会系统的新的强调等，也都在清朝表现出来。比如欧洲从希罗多德经马可波罗到哥伦布的描述外国人的作品，都以充满神话传说和夸张言辞为特征，而中国从《山海经》、《史记》列传到明代《三才图会》、《咸宾录》的诸多同类作品，也一样道听途说、满纸荒唐，直到清初《古今图书集成》才表现出近代意义上的人种志特征。作者此举是想证明，清朝在与欧洲差不多的时间里出现了“人种志”这一与各政权的扩张趋势相关的近代学科，因此在绘图之外又见到清朝与更大范围的近代早期世界在关注点和技术上有相互联系，更可以在“近代早期的世界”这个脉络下看待清朝，也可以考虑将西方有关人种志研究的思路扩展到清朝。这个思路就是人种志对*和殖民目的的潜在用途。
作者介绍了西方有关这方面研究的几部里程碑性作品。1973年Talal Asad首先提出19～20世纪的人种学与殖民事业密切相关，但很快有人认为这种思路不应只限于论述西方与第三世界间的关系。1975年Michael Hechter通过分析英格兰与凯尔特外缘（苏格兰高地、威尔士、爱尔兰）的关系而提出“内部殖民主义”，不仅论证后者如何在经济上与*上陷入对英格兰的依附，还证明了人种学描述在力量不平衡的情况下如何成为约束和限制弱势地区居民的工具。1987年Bernard Cohn通过研究印度的殖民化过程与当中的人类学实践（如获取人口资料）而进一步支持不仅人种学、整个人类学都应属殖民地研究领域。1992年Mary Louise Pratt继承当年Hechter的思路进一步解构“距离”与“殖民”之间的联系，提出一个欧洲政权对邻近地区的控制与对遥远地区的控制历来不相上下。同年Jonathan Friedman总结性地揭示出19世纪后半叶西方人类学学科中的人种学表达，怎样成为一种强调西方人身份认同而令其他人沉默的权威工具。
这些研究在两个方面为本书作者提供启发，其一是人种志作品与身份认同的关系不应局限于西方背景，人种志身为不平等关系之产物的性质可放之四海，它代表了一种文化上、*上或军事上占统治地位的文化试图去定义其他人民。一向被压缩在“东方主义”思想中的图像表达的策略，其实并非单单是西方现代性的一个特征，而是殖民地冲突自身的特征，只要有殖民地关系出现的地方就会有。以测量和直接观察为基础的图像表达技术，并非近代早期欧洲所独有，而在本质上与对近代早期的定义相联系。其二，殖民地的含义应当扩大，只要存在因力量不平衡而产生一个地区对另一地区进行剥削或在经济上和*上进行同化，就有殖民地问题存在，而不是由距离远近决定。如此，作者对清朝提出新的认识，清朝中国与其周边地区的关系，同Hechter所论英格兰与凯尔特外缘的关系很相似，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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