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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研究中的陷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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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7-3-10 11:02:18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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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表现出地理上的邻近地区如何被融合进一个帝国，而且发生的时间接近，此过程中对人种学描述的利用也相仿，因此不能因为清朝没有海外扩张而说它不是殖民政权。这样就可以从殖民地研究这个视角，来考察图像表达技术如何在清朝作为*控制手段被运用，而在接下来的几章里就是遵循该思路来剖析贵州方志和苗图册里的西南殖民事业含义。当然作者在本章里也特意声明，她既不是想证明清朝的图像表达技术多么不同于先前的中国，也不是想说以图像表达为控制手段是清代才有，只是绘图采用测量法和人种志采用直接观察法在清朝才变成系统化的近代技术，并且凭借该近代技术把图像表达规范化和精细化，变成意图更为鲜明的治术工具。
至此，我们已经鲜明地感觉到，作者将追求实证知识看作“近代化”的根本标准，把以测量为基础的地图和以直接观察为基础的人种志看做近代国家形成过程中的鲜明特征，而且“近代化”与“民族国家形成”在她的叙事中是可以彼此替换的两个概念。这几点是她实质上的比较依据，循此，可以将欧洲的殖民地研究轻松嫁接于清朝，前清存在的许多事物都可以被引至“近代早期的世界”这条线索上。后半部书中有关贵州方志和苗图册的具体分析都是在这个限制下展开的。
第四章介绍贵州的基本情况和清朝的有关统治政策，以突出其殖民地性质；第五章分析贵州方志里的人种志内容与教化和涵化政策的关系；第六章把苗图册看做18世纪特征鲜明的一种新体裁，以与分析贵州方志类似的思路分析其背后的政策和权力信息；第七章指出19世纪后半叶由于中央与贵州居民交往之性质的变化，苗图册从行政管理工具变为收藏对象，同时侵入中国的外国殖民者开始对这一人种志资料感兴趣。最后的结论部分则总结了前文中反复申说的几个论点：第一，苗图册、《皇清职贡图》和康熙朝地图各自以特殊的方式表现了处于近代早期进程中的清帝国的各面相，地图描绘了帝国疆域，是为了供少数人准确把握帝国及其边疆之地理而制作；职贡图以象征性地图的方式表现了那些作为清帝国之组成或至少承认清朝皇帝为最高统治中心的民族；苗图册可视为对职贡图中某一地理范围及此地居民的放大和细化。第二，上述几类作品的不同内容和涵义包含着普遍存在的近代早期世界里对帝国进行直观表现的一个重要特点，即人和疆域渐渐被分置于不同类别的作品，制图和人种志开始步入分化为独立学科的进程，这说明清朝和欧洲同时表现出向“近代早期”发展的趋势。第三，人种志式的表现是清帝国确立自身之过程的一部分，也是欧洲各主要政权建立其殖民帝国之过程的一部分；清朝和葡萄牙、法国、英国、俄国、暹罗等国家都几乎在同一时期开展了勘定和图绘疆土的工作，且这种工作都带有宣称新兴民族国家之自然范围的努力。这两方面的相似性表明了清朝与世界的内在联系，这些政权都各自参与并（有时以不同的方式）回应类似的世界性力量，但这种联系被人们长期忽略。第四，从近代早期的世界这个脉络下审视，18世纪的清朝是一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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