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本书对苗图册*含义的分析相当精彩，但是当她以技术和知识的实证化趋势为桥梁，把这些分析与西方的殖民地研究联系起来，进而比较出清朝与欧洲在同一个历史进程中时，她便掉入了一个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比较陷阱中。本文第二部分所提的三个比较基点见之于本书“导论”。其中含义扩大了的“殖民扩张”和民族国家的定义与特征都是作者继承自前人的观点，而这些研究原本不是针对中国的。基于实证知识的制图和人种志与近代国家的扩张密切关联这一点，原也是基于欧洲经验得出的结论，近来有人将之延伸到暹罗向泰国转变的研究。故本书作者所为是把这两个结论直接嫁接到中国研究领域，把它们作为可接受的论证前提来审视清朝的行为，继而把观察到的类似事物赋予欧洲经验下的类似性质，由此判断清代中国与欧洲都在“殖民扩张”和“近代化”，而“近代早期”可以恰当地描述全球化进程。我们当然要问这样的嫁接是否合适，是否能不损伤中国历史自身的脉络。但作者只是默认了欧洲经验扩大化的合理性与可行性，在此先入之见下推导出有关近代早期的结论，所以许多相关的论证新颖却并不牢靠。 

　　比如第二章有关耶稣会士为清廷服务的一些假设。作者说地图作为宣言工具和高度敏感之信息的表示，这两者间要保持微妙平衡。从在华法国耶稣会士宋君荣（Antoine Gaubil）写给为俄国服务的法国天文学家德里勒（Joseph Nicolas Delisle）的一段抱怨获取和传递重要地理信息之困难的信中看到，清廷愿意其外国雇员参与一些国际通信以交流最新技术，但并不鼓励他们与在外国宫廷服务的同胞通信以免泄密。作者又指出，参与康熙朝全国测量工作的耶稣会士与1706年以后的所有欧洲传教士一样，被要求发誓永不回国才可在中国居住，恐怕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出于*保密的原因。耶稣会士绘图时不得亲临最边疆地区，有关中俄两帝国之间的一些地区的材料不允许宋君荣等人接触，这都应是为了防止耶稣会士把有关信息直接传递给法国和俄国。限制耶稣会士在边疆的活动也是为了保证他们的人身安全，而进一步是为了确保他们作为测量专家所获得之信息的完整与安全。1721年康熙曾将《全览图》副本作为礼物送给彼得大帝，意在向其竞争者宣示清朝是新科学的赞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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