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之，作者处处试图论证清朝与中国以往的时代存在明显的断裂，以便顺理成章地把清朝与欧洲相联系，从而证明17～18世纪存在一个包含东西方的“近代早期世界”。而这么做恰恰是割断了中国历史自身的连续性，只是为了论证有一个“近代早期世界”而从中截取一段和这一段里的片面几点，因此当我们把这些论据回放到中国历史中时，发现其往往牵强附会、支离破碎，这与弗兰克《白银资本》中仅凭国际贸易尤其是白银的流向来构筑一个“世界体系”的做法何其相似。至少从本书提供的种种解说中，我们实在无法承认清朝的*图景与历来的儒家*蓝图有什么深刻和本质的差别，因此我们也无法承认为何偏偏清代中国就可以归入“近代早期世界”，可以被称为“殖民帝国”。其实如前文所说，把殖民主义分析用于审视整部中国国家形成的历史不失为一个灼见，而这也是作者视清朝为殖民帝国所带给我们的一大启示；但是为了与欧洲的殖民扩张和近代化进程在时间上匹配就贸然斩断中国历史，对清朝与以往历史的一体性和明显继承性视而不见，这却不能算是正途。作者虽一开始就声称自己是非西方中心的，但她的“世界”观念在潜意识中仍然是西方中心的，她没有说明自己的“近代早期世界”究竟何指，比弗兰克的“世界体系”还要含糊，而论述过程中呈现的特征——地图和人种志、殖民扩张——分明是根据欧洲经验提炼出的特征。如果她当真摆脱了西方中心观，她就不该忽略中国历来有自己的世界观念，就该回答中国的世界观念在与欧洲发生接触时究竟是消失了、融合了，还是失语了，就该说明所谓非西方化的近代早期世界具有怎样的涵义。 

　　　　　　五 

　　由于本书作者认为前清时期的中国与欧洲国家处在同样的历史进程中，所以她提出清朝是一个殖民扩张政权，并且也具有民族国家的萌芽形态，它的版图方面和民族方面的殖民成果成为现代中国国家构造的基础。由此作者有一个重要的引申结论，认为当代中国与当代其他国家一样都是民族国家，而民族国家的历史无疑都非常年轻，造端于近代早期，民族国家往往通过混淆这个国家的历史与这个地区或该地所属文化实体的历史来延长其历史出身，争取其历史合法性。现代中国因为混淆这一点而不断以历史理由强调自己国家的特殊性、孤立性，这其中有回避某些国际责任（如人权、知识产权、贸易协定等）的*意图。既然她已证明中国现代国家的形成过程与欧洲国家类似，并且其性质同属民族国家，那么中国就没有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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