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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研究中的陷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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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7-3-10 11:02:15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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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人种志信息的苗头，涉及其所论地区之居民的信息是通过第一手观察和独立核实而来。当然《古今图书集成》的人物部分也直接袭用了以前的《三才图会》和《山海经》而荒诞不实，这就如关于新世界的早期欧洲作品一样，既包含来自古老文献资料的传说内容，也有来自相对当代的直接观察。以上对《古今图书集成》特点的分析固然不错，但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对《古今图书集成》之前诸书的论述都转引西人作品，而那些引用中只涉及对海外不可知地方的描述，未言其关于中国边境地区的内容如何；至《古今图书集成》则突然引入对边省的描述，并以之与海外奇谈对比，以突出其实证性。这样看来，作者并没有证明《古今图书集成》之前的这类作品是否都没有实证性内容，因为作为她参考资料的那些西方论著中可能已经把这部分内容过滤掉。进而，按照作者所述，《古今图书集成》中的实证性内容限于中国人足迹可至的中国境内，海外部分仍为神话，那么何以认定《古今图书集成》就独成为近代化的标志？在实证与神话各自的范围问题上，此《集成》与以前作品并无本质区别，足迹所不到之处自为道听途说。作者特举贵州为例说明清初人种志作品与同时期欧洲人有关海外的人种志作品在方法论上可相比拟，则除非我们像作者一样认定贵州为中国之“海外”，才能接受这种类比。
第四章作者引杜赫德（Jean Baptists du Halde）的《中华帝国全志》中有关苗人的报告，说耶稣会士以外来者眼光所写的报告清晰勾勒出该地“教化使命”与紧张关系并存的殖民地性质。《中华帝国全志》中关于“生苗”的介绍的确表明他们是中国人的劲敌，中国人为了制服或遏制他们花费了很多军力和物力，而“生苗”在黎平府附近还占有大片不服中国政府管制的土地，称为“生苗界”，甚至也在一句话里明讲这里是“殖民地”。然而《中华帝国全志》也很明白地说，关于“生苗”的这些信息是在贵州等省从事测绘的耶稣会士们从征伐苗人的官员们那里获悉的。[2]（p31～32）这说明他们所述的征伐与强制归化行为原是汉人官员并不讳言的事实，在他们看来是对本国事务相当自然正常的控制和管理程序。在耶稣会士看起来这样的地方就是“殖民地”，但也未见得耶稣会士是为清朝官方的行为赋予侵略性质。19世纪之前的西方语境中“殖民地”一词涵义宽泛，凡是一群人原居住地以外的新获居住地都可以被称为殖民地，常常就指迁居地或垦殖地，未必都与战争、暴力、剥削等19世纪特有的残酷意味联系在一起，比如在圣经叙事中亚洲、非洲、欧洲分别是诺亚三个儿子的殖民地，古时闪族人在北非地中海沿岸的各商业站点也被称为他们的殖民地。如何去定义“殖民地”一词的性质以及把握其历史流变，原是本书提出的一个值得深究的问题，但本书作者在采纳和拓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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