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实际情形是满人学习中华的语言文字和制度风俗，而非迫令汉人承接满习；强迫执行衣饰装扮等外表和礼仪上的“满化”所要达到的是在形式上表现出让汉人臣服了新朝廷，而非文化和*上真正的“满化”，甚至一般认为满族君主比明代帝王更符合中国传统亦即儒家传统。所谓“不论其文化出身的多民族大家庭”图式或许适用于描绘对北方和西北少数民族的政策，因为清朝在这些地方并没有推行儒家教育而是保持其固有文化，但对南方少数民族实行的文化和*同化手法与历代王朝却不见得有本质差别，无非是征伐加怀柔，进行儒家教育的同时也听其自治。这样看来，“非汉化的教化”更加含义暧昧。
作者之所以选择人种志和地图为主要材料，就是因为它们是近代国家形成中的重要特征，全篇屡次宣称近代早期的地图帮助确定现代民族国家的疆土界线，人种志则帮助界定其公民，17～18世纪的清朝有这两类东西，可证明清朝位于近代早期世界形成之列并且具有民族国家的形态。尽管欧洲的民族国家的确是从这时期开始分疆裂土，以了解国土范围为目的的疆域图也的确在这时兴起，整个社会追求实证知识的风气也反映在这个领域，但欧洲的近代化特征是否可以浓缩为以实证知识为基础的对疆土和人民的图像表达技术，似乎还可讨论。况且就以中国的环境来看，这两类东西在中国历史上长期存在，且目的也不外于标志疆土和居民，前清时期所为有技术上的进步，但不能就说与前朝相比有性质和目的的区别。作者虽然一再想说明先前的图像表达与清朝的有很大不同，但读者从她的声明中感受不到深刻的本质区别。若以这样的近代化标准衡量中国，则可以推论出中国几千年来都处在形成民族国家的状态中。
在结论部分，作者重申清朝统治者利用近代早期技术作为统治工具的有意识性和主动性，并以一个反例来证明，那就是清朝后来拒绝近代早期的技术所提供的机会以致落后于世界发展的步伐，无论是主动选择还是被迫，都可能是因为感受到了汉族人视之为“外国的”而加以强力排斥的强大压力。如此评说未免太美化清朝政府的开放性，也太歪曲汉族士人的排外程度，其实晚明士人并没表现出这样的排外。而满族政府在对内文化政策上的种种封闭、倒退、箝制、愚民型做法，本书作者惜乎不甚了了。满族政府的重要奋斗目标是革除明朝政府导致覆亡的一些重大弊端，主要是巩固皇权和充实府库，以维持在一个广大、散漫的农业国家里的统治，文艺复兴亦或启蒙运动，离前清政府的统治思维都太过遥远。中国士人的排外性固然是一直存在的，但中国文化的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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