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不遵守所有共同的国家准则。无法推测作者是先证明了中国乃无异于他国的民族国家，才认为中国有义务遵守所有国际法准则，还是作者认定中国有遵守一切国际法准则的义务而后论证它的民族国家起源与出身。我们只能着眼于分析她对清朝的论证思路和比较方向是否合理，而上文已经指出她对清朝处于近代早期世界中的论证有很多重要的缺失，这使她所描绘的清代历史图景及其与西方世界的关系很可质疑。仅凭本书的论证，我们还不能接受“民族国家”为世界历史进程中具有普适意义的划时代标志物，我们也不能接受前清历史与同时代欧洲更相似而与此前的中国历史有鲜明差异。如此我们便也不能贸然赞同作者关于抛弃中国特殊性的见解。而作者之所以在勾画清朝历史图景时出现诸多不如人意之处，原因在于她虽提出用既非欧洲中心也非中国中心的比较眼光，却没能做到在互动中比较，她的比较基点仍然建立在西方经验上。
不可忽视，作者强调中欧间相似性时有一个很明确的目标，就是颠覆费正清笼罩于西方中国学研究上的成见。既然颠覆的意图在先，那么在论证中处处往相反方向引申，有意寻找可支持相反方向的材料而回避其他，这就在所难免。再加上作者的西方文化背景，重心偏倚于西方的学术经验和文化经验，屏蔽掉清朝历史中与欧洲历史更多也更深刻的差异，这也无可怪异。何况比较总是免不了要设立一个标准，尤其是以自己熟悉的东西为标准。所以本书也仍然只是一种视角下的叙述，必须与其他不同视角的论述补充阅读，才不致在西方研究者层出不穷的理论森林中迷失。本书作者以追求实证知识、绘制地图和写人种志这样的零星相似点来判定中国与欧洲在18世纪处于类似进程中，何伟亚以对清朝宾礼的文本解释断定宾礼的效用就类似欧洲国际法，弗兰克根据白银大量流入中国就建立一个以中国为核心的世界经济体系，彭慕兰以生态、劳动力、资金等各项经济要素的相似论证19世纪之前的中国长江三角洲与欧洲大陆处在共同的历史过程中。这样的比较思路，说穿了都是通过强调晚明前清之于中国历史的特殊性，来破除中国之于世界历史的特殊性，仅是以一种特殊性取代另一种特殊性，何以能把握世界两大地区的发展节奏和彼此关系？造成失误的重要原因是忽略了对所考察时代里中国社会的全面衡量，也忽略了对中国整体历史进程的全面观照。而真正该思考的问题是，比较应在怎样的尺度上展开才能最少地包含偏见？合理的文化比较应该超越文化本位主义而做到互动性比较，但说着容易实践难，何伟亚当初提出运用混合性思维，重视不同的文化、观念、事物交叉形成的混合地带，但这么好的创见其实只停留在模糊的设想中。
近些年频频出现从不同方面论证18世纪中国与欧洲处在类似的历史进程中、参与并回应类似的世界力量的西方作品，本书正是此潮流中之一波，上面例举的几部作品亦然。它们虽都强调努力进入中国以扭转费正清式的西方中心视角，但仍然包含着摆脱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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