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认为贵州之于清朝的殖民地关系就类似于近代欧洲的殖民地模式，其依据是土司制度的羁縻性质，作者似乎还没有把羁縻州看做真正的殖民地，而是看作中国疆土之外的地区，“改土归流”则是加剧贵州殖民化把它完全变为殖民地的政策。自汉代以来中央政府以羁縻州形式管理的地区是否可与西方语境下的“殖民地”类比，这的确是本书提醒我们的一个应该考虑的问题。不管怎样，关于贵州与清朝关系的这个论断显然忽略了贵州这个地区与中央政府的历史渊源，忽略了苗人这个族群与中原汉人的历史渊源，也忽略了“改土归流”并非中国历史上惟一一次将羁縻州变为直接控制。对贵州的控制并非始于清朝，即使不论汉朝zāng＠①kē＠②、武陵郡，也该从元明算起；同时贵州只是在相当晚近的时候才成为苗人的主要栖居地，按照西方人的眼光或许还可以说贵州是苗人的殖民地；苗人是远古苗蛮集团的一部分后裔，而苗蛮集团本是中国人的基本组成之一；从羁縻州变为州县的例子史不绝书，宋朝时广南东、西路就有很多，这是历朝*和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时的合宜举措。如果把羁縻州看做殖民地，重新界定“殖民地”的历史涵义，这倒果然是一个启发我们再次审视中国历史的新思路。但由此只能推论出中国自古以来就在不断的“殖民扩张”进程中，却不能说清朝的行为与以前有本质的不同，不能说“改土归流”与前朝的羁縻州变州县有本质的不同，不足以论证清朝何以就跻身世界的近代化进程中。 

　　作者在第四章也想以清朝在贵州的政策为例进一步证明第一章提出的，清朝努力创建一种以儒家理念为基础的非汉化教化模式。但是她却不能明确指出，在中国这种汉族文化占优势统治地位的背景下，以儒学为基础而又非汉化的教化，其标准是什么？尽管她把康熙圣谕和乾隆朝的苗图册解释为包含了超越儒家汉化理想的教化目标，但从她的叙述中实际看到的对贵州本地居民的归化努力就是汉化的方向，除非把鄂尔泰强令苗人男子改满人装束算作非汉化之教化的表现。本书提出的这个“非汉化的教化”就像当年何伟亚的“多主制”一样，乍看让人耳目一新，细品又觉论证单薄，而它们又偏偏是两部作品各自的重要立论基础。如果能证明清朝的教化图式在继承前朝的基础上有明显的创新性变革，将会非常有利于证明清朝的许多重大作为都有与前朝不同的性质，从而可将其向“近代化”靠拢。但这么一个需要以更充分的证据仔细论证的关键环节，本书只是含糊其辞。清初统治者固然努力保持满洲人的身份认同，但他们有心汉化也是不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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