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藩服有二类，分隶理藩院、主客司。隶院者，蒙古喀尔喀、西藏、青海、廓尔喀是也；隶司者，曰朝鲜，曰越南，曰南掌（今老挝），曰缅甸，曰苏禄（今斯里兰卡），曰荷兰，曰暹罗（今泰国），曰琉球。亲疏略判，于礼同为属也。西洋诸国，始亦属于藩部，逮咸、同以降，欧风亚雨，咄咄逼人，觐聘往来，缔结齐等，而于礼则又为敌。夫诗歌‘有客’，传载‘远邻’，无论属国、与国，要之，来者皆宾也。我为主人，凡所以将事，皆宾礼也。”[3](p.2673) 

越南等为属国，但不归理藩院，西洋国家为独立主权国家，与越南等属国又同属礼部主客司，礼节无二。显然，如果我们承认西方国家的独立主权并未因此而被否定，那么，越南等国亦无二致。究其原因，“盖中国之于属国，不问其国内之政，不问其境外之交，本与西洋各国之待属国迥然不同”[4](p.208)。中国历代相沿的传统政策，是不干涉属国的内政外交，只有在其遭受内忧外患，威胁受封者的王统地位和国家安全时，才会应其国王请求视机排难解纷，出兵救助，且属于义务性质，而不是象西方列强那样根据什么条约而来的干涉权利。在经济方面，允许在边境互市通商，中国并没有在藩属国取得什么特殊的经济权益。藩属国王按期进贡方物，中国皇帝都给予大量的具有经济生产价值的“回赐”。而且，通过朝贡进行的贸易活动，也往往是藩属国多获利益。这种历史的传统政策和态度，被认为是符合于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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