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实践上，中越“宗藩关系”对促进两国的友好关系的发展，起到过积极的作用。越南国王阮福时于1819年咨呈礼部就说：“下国仰荷封殖，永作藩篱，始终一节，不敢随人效尤。上国凡有盛事，诏颁及焉，其视诸国颇为独厚，盖以文献相待也。又各沿边毗连，两粤节有难民，各相送回，其情尤为谆挚。从前中外一家，人民往来居行相惯，习以为常，何曾防禁！”[7](p.136)事实也是如此。长期以来，中越人民友好相处，交往密切。中国先进的生产关系与生产技术曾促进了越南原始制度的瓦解和封建生产关系的形成。中国的经学、文学和典章制度在越南文字、日常生活、宗教信仰及国家制度机构中得到普遍反映，汉语长期为官方语言。众多的华侨为越南的社会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8](p.p.41-54)。在经济贸易和交通方面，往来频繁，除由河内经北宁、谅山入镇南关（今友谊关）的贡道（贡使赴华路线）外，滇越间的红河是重要的一条流通孔道。在19世纪中叶，商货主要由广东溯西江上至广西百色，再到云南临元、蛮耗集散，经保胜（今越南老街）入红河，经山西、河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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