辟之后,则此吾等尚不甚认识之国家之财富,将源源而来,尽归于吾等矣。”[9](p.143)
百多禄的这个奏议,成为路易十六图谋建立“法兰西东方帝国”的政策依据。18世纪末,法国插手越南内战,以援助阮福映复国为名,诱骗其与法国订立了不平等的《凡尔赛条约》(1787年11月28日),将土伦港和昆仑岛割让给法国,并给予法国在越南自由传教和通商免税、自由航行内河等权利,承担援法对英远东作战的义务(注:1787年11月28日《法越凡尔赛条约》,是由百多禄代表阮福映与法王路易十六代表外务大臣莫穆林订立的。两国代表,一国国籍,足证法国祸心。详见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法战争〉》第1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347-349页。)。由于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的爆发,迫使他们的侵略活动中辍,阮朝建立后拒绝接受这一条约。然而,百多禄虽然失败了,他的“理想”和“事迹”却成为法国殖民主义者及其历届政府的教科书。从百多禄身上,可以找到法国以据越侵华为主要内容的远东政策的思想渊源(注:法国人富尔在中法战争结束后,撰写百多禄传记时写道:“如果当时法国政府是真心帮助百多禄的话,那末,在十八世纪末叶,我们可能就在越南建立了保护制度,后来就不必用战争了。”引自[越]陈辉燎:《越南人民抗法八十年史》中译本第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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