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成效和迎旗宾、辰山、天马山等处大捷战功卓著以及愿伍中国臣民，更易中国服饰为由禀请赏给四品顶戴。江苏巡抚薛焕复核后以华尔“既输成而内附，复树绩于戎行”上奏清政府，请求批准这一奖赏。清政府最高当局审查后确认华尔“洵属异常出力”〔2〕，故决定赏给四品顶戴花翎并传旨嘉奖。第一个表示希望获得清政府奖赏的洋人也是华尔。同治元年二月，太平军围攻清军于泗泾，华尔统带洋枪队八百人力解营围，吴煦立即将其异常出力详情上奏薛焕，请求按照华尔的意思予以奖赏。吴煦指出“惟西人喜功好胜，每羡中国红顶，深以得此为荣，如蒙天恩，赏给副将衔，以示破格奖励，则华尔喜如所望，必更欢欣鼓舞，以图报称”。三月，薛焕查核后上奏清政府，指出华尔“历次当先杀敌，实为一时罕见之人。当此用人之际，未敢拘泥成格，不揣冒昧，据情代陈”，请予赏给。清政府对华尔历次冲锋陷阵的表现也是大为欣赏，决定破格优奖，准如所请〔3〕。 赏予副将衔。由此可见，清政府对有功洋人的政策是很明确的，那就是“中国体制，有功当赏”〔4〕，不论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都一视同仁， 如李鸿章所云，“以示我朝行赏论功，中外一体之至意”〔5〕， 但问题在于何种赏项最为恰当，即这种奖项既能起到鼓励洋人的作用，清政府又能够承受，最初是不明确的。
清政府最早想到的赏项是中国官员们十分乐意接受的顶戴和职衔。如前所言，第一位获得者是华尔，他在同治元年就先后获得了四品顶戴花翎。三品顶戴、副将衔的奖励，华尔因其羡慕中国红顶，故很乐意接受。此后清政府赏给受聘洋员顶戴，职衔者逐渐增多。以至光绪二十年（公元1894年）李鸿章得出了“应募来华各员，尤以得中国官号为荣”〔6〕的结论。这说明顶戴和职衔奖赏对外聘人才而言是能够接受的， 但对它国外交人员等赏给中国官衔与顶戴显然并不合适，晚清时期也从未有过此种奖赏先例，稍后清政府又进行过四种奖赏的试探，《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载：“各国助剿出力奖励，有仅专旨嘉奖者，有行知各该国主自行给奖者，有赏给银牌者，有赏给银两者，其功绩大小不同，故奖赏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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