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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宝星制度初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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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7-3-9 17:20:07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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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薄有别”〔7〕。同治元年九月， 清政府指示李鸿章对攻克嘉定、击退太平军援军出力的英法官弁传旨嘉奖，开传旨嘉奖之例。同治元年十二月，李鸿章以自中外会防以来，英法领事遇事襄助，水陆师官兵“奋勇争先，不辞艰险，叠次助剿，克服坚城”为由上奏清政府，要求饬下总署。照会两国驻京公使回奏该国，“酌给议叙”〔8 〕清政府立即照准，此乃各国自行给奖之始。同治二年（公元1863年）三月，天津练兵分教习英国人瑞克斯等在津郡镇压农民起义出力，经崇厚奏请，总署赞同，清政府允准赏给银牌，这是清政府首次赏给洋人银牌〔9〕。同年十一月， 李鸿章以戈登统带常胜军攻克苏州为由奏请奖赏，清政府因省城克复大为高兴，允赏给戈登银一万两，此乃赏给有功洋人银两之始〔10〕，在这四种奖项中，对清政府而言，前两种是最为简单的，但洋人有异议。清政府首次进行的传旨嘉奖洋人就不满意，迫使李鸿章再次奏请奖赏，清政府只好改为由总署照会该国驻京公使转奏该国自行奖励。同治二年当崇厚奏奖英国领事等“助剿”出力时，奕沂等人又打算援照前例办理，但“该领事情愿只领领功牌”〔11〕。显然这两种奖励是不受欢迎的。那么赏给银两物件呢？清政府传旨赏给戈登一万两时，他是“排对只迎，免冠敬谢”，虽然表示“以外邦小臣……不敢滥膺上赏，虚糜帑项，仍交潘道存”〔12〕但内心是很满意的。同治二年十月，宁绍台道史致谔在接见洋人，言及上年攻克宁波等城阵之洋员时，洋人提出“现在打仗出力者可否仰恳天恩，酌赏玉器荷包等件，俾得传诸本国，以示宠荣”。该道于是把历次“助剿最为出力之英法领事、兵官、教士共九人开单上报左宗棠，左氏详细审查后上奏清政府，认为外国兵官等实属出力，应予奖赏。但考虑到由内府颁赐奇珍，恐亵国体”，因此表示如何给赏听从圣裁。清政府是左右为难，在上渝里道出了其中的苦衷，“若赏给银两，恐以戈登为比，实难为继；若赏给物件过优，恐戈登又有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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