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口”，故难于决断，清政府又把奖案推回左宗棠，“著将各该员等劳绩，细加察核，应如何分别赏赉银两物件功牌之处，一面酌拟赏件颁发，一面奏闻”〔13〕，结果赏给了闪缎衣料，湖岛、大小荷包等件〔14〕。可见，洋人对银两物件的奖赏是满意的，但清政府虑及相互攀比而难以承受。赏给中国传统赏功名器——功牌呢？洋人虽不甚满意但仍愿接受，其主要原因是功牌与外国宝星相似，而“洋人性情，以能得他国宝星为荣宠”〔15〕。洋人这种喜得宝星的思想影响到清政府内接触洋人最多的南北两位大吏——李鸿章和崇厚，他们分别向清政府提出了仿照外国宝星式样改铸金银牌和功牌以奖赏洋人的请求。
同治元年十二月，李鸿章在奏奖“助剿”出力之英法领事、兵官时，向清政府提出了对一般出力员弁的奖励办法，“即由臣饬令会防局仿照该国功牌式样，另铸金银等牌若干面，分别酌给佩带”〔16〕，这里的功牌式样实际上就是宝星式样。但李氏既没有申明这样做的必要性，又没有提出改铸的具体实施方案，所以清政府没有采纳。同治二年三月，三口通商大臣崇厚以英国领事等在津郡“助剿”出力为由奏请奖励，恭亲王奕沂等致函崇厚，以为由该国自行奖叙较为妥当，但得到的回复是该领事等情愿只领功牌。为了让洋人乐于接受中国的功牌，崇厚认为必须仿照宝星予以改造。“查外国向有宝星名目，与中国功牌相似，不过制造精工”。但要让清政府同意改铸功牌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于是崇厚从两个方面作了努力。首先取得总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