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务的推进和一系列文化教育及慈善机构的创办，无不需要巨额的经费。照常理说，筹措经费当是传教士面临的艰巨任务，但上海天主教会并没有感到特别大的压力。据法国《人道报》说，上海的天主教会相当富有，“耶稣会、味增爵会和其他教会在上海法租界拥有三亿法郎的财产。罗伯神父（Pere Robert）为上海企业界重要人物之一， 他留给后世一股铜臭味。　比利时的神父拥有150 栋房屋，　并在‘霞飞’（Joffre）和克里孟（Clement）两地建筑大酒店出租。 在道路两侧的地产，大部分是归传教会所有”（注：吴圳义：《清末上海租界社会》，第74页。）。上海天主教会是否拥有如此庞大的财产暂且不论，但的确拥有相当可观的房产和地产，是上海的大房地产主。1901年的一份法国领事报告证实，耶稣会是法租界某些容纳妓女的华人旅店的所有人，该会的传教士对于这些财产的收入觉得十分满意，因此不欲让其改建为欧式的建筑。他们以本身的开支十分浩大，再加上由于缺乏一位主教而无法筹募款项为藉口，拒绝租界行政当局拆毁这些旅店的要求。当时的徐家汇、董家渡、虹口和洋泾浜天主堂都设有“经租帐房”，负责经营教堂所属的地产和房产。除了房租和地租收入外，晚清上海天主教会的经费还有两个来源：一是外国政府和外国教徒的资助，上海天主教会设立徐家汇、佘山天文台和开办震旦大学等都得到法国和其他国家经济上的援助，此外“教会每年从信心会（The Society for　Propagation　ofFaith）和圣婴会（The Society of the Holy Childhood）接受赠款，并从各国教会成员那里接受援助，特别是从法国、荷兰和美国等地”（注：徐雪筠等译编：《上海近代社会经济发展概况》，第115页。）； 二取自中国教徒，天主教教规第4 条规定教徒“该量力供应圣教会之要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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