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与天主教相比，基督教有着自身的优势。作为欧洲宗教改革运动的产物，基督教具有鲜明的近代性，按照韦伯的说法，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存在着明显的因果关系，就是说新教伦理有助于资本主义的发生和发展。当上海从一个中世纪县城向近代化的国际性大都市快速迈进的时候，基督教本身所具有的近代性就获得了一个理想的展现空间。于是，从1860年代开始，基督教在上海的传教事业出现了持续发展的态势。此前就已开始在上海传教的圣公会、长老会、浸会和监理会在此后的岁月里大获成功，成为晚清上海基督教中的四大主流教派，并涌现出一大批著名的传教士，如圣公会的施约瑟、小文惠廉和郭斐蔚，长老会的范约翰、姜别利、费启鸿、南浸会的晏玛太、万应远、乐灵生，北浸会的金楷理，监理会的林乐知、潘慎文等。受主流教派海外传教成功的鼓舞和推动，一些原先没有成立差会的较小的宗派也纷纷成立差会，向上海派遣传教士，上海遂成为中国汇聚基督教教派最多的城市。这些教派包括：戴德生创立的中国内地会，基督会（又称使徒会），宣道会，同善会，公谊会，信义会，基督教复临安息日会，救世军，女公会，尚贤堂，海员传教会，协和礼拜堂等。这些教派的影响当然无法与主流教派相比，但它们的汇聚上海，无疑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基督教在上海传教活动的盛况。而这种盛况的出现，正好与晚清上海社会变迁同步。一份当年的海关报告这样写道：“由于上海是中国最主要的商业中心，所以它也就成为这一帝国的传教中心。大多数教会都在这里建立其总部，并在这里指挥其在中国各地的工

 << 上一页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