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那些在上海没有专职工作人员或机构的教会，通常也委派代表或代理人在此办理它们的传教业务和监督供应品的发送工作。（注：徐雪筠等译编：《上海近代社会经济发展概况》，第111 页。）”这种说法并不夸张，因为另外一个事实也印证了这种说法。在新教传入中国后的第一个世纪中，曾分别于1877年、1890年和1907年召开过3次在华传教士大会，都是回顾以往研讨未来的决策性会议， 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这3次继往开来的大会都选择在上海举行， 并不是巧合，它至少表明来华的多数传教差会和传教士已经把上海看作是对华传教事业的基地。
配合教务的推进，来沪的各新教差会传教士还在上海设立了一些基督教文字宣教机构，编辑、出版和散发宗教性或与宗教关系密切的书籍，充实中国信徒的宗教知识和宗教生活。这些文字宣教机构主要有圣教书会（Chinese Tract Society ）、 大英圣书公会（The British andBible Society in China ）、 美国圣经会（The China Agency ofAmerican Bible Society ）和广学会（The Society for theDiffusion of General and Christian Knowledge amang the Chinese）等。由这些机构编辑、出版和发行的“非宗教性和宗教性的印刷品”极为可观，圣教书会1900年“新出的书，重印和加印发行的共计377710本，其中从仓库中分发的有332780本。这些书刊包括月刊两种：《小孩月报》和《图画新报》。它发行的书籍只谈宗教问题，例外的不多”（注：徐雪筠等译编：《上海近代社会经济发展概况》，第116页。）。 大英圣书公会从1892年至1901年的十年间， 共发行了圣经54795 本、 圣经书210841本和单行本5086679本，总数共达5352315本。美国圣经会在同一时间内发行了圣经51135本，圣约书209286本和福音书4100950本，总计为4361371本。至于广学会，在1900年也共计发行了48950本新书，其中包括31000份《万国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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