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幢民宅，圣公会在上海才有了自己的活动场所。第一个到上海传教的长老会传教士里娄理华，他于1847年为印刷圣经事奉调来沪。显然上海的外侨居留地令他感到鼓舞，初抵上海，他就评论道：“凡有外国人聚居的地方最终会成为同中国本土很不一样的租界。而且每一件事情都表明，若要对改变中的中国能有一个影响它的总部，这里正是理想之地。（注：阮仁泽、高振农主编，《上海宗教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803—804页。）”但他还未及施展抱负，便在回宁波处理公务途中死于海盗之手。此后，长老会又先后派怀德、克陛存、娄理华的弟弟娄理仁、梅理士和甘撒母耳、范约翰等传教士到上海传教。公理会最早来沪的是裨治文，他于1847年奉派到上海，但他没有为公理会设立教堂，他在上海的传教活动偏重于翻译圣经。浸礼宗最有名的传教士是1847年抵沪的晏玛太，他在沪传教40余年，开创了老北门浸会堂。监理会早期来沪的传教士主要有戴乐、耿惠廉、秦右、蓝柏、唐雅各及林乐知等。
基督教传教士在上海的早期传教事业，除了青浦教案之后的数年内传教活动一度十分困难外，基本上是在平稳中推进，并未遇到真正的反对者，上海人对漂洋过海而来的基督教传教士是友好的。但对上海人来说，基督教毕竟是一种异教，接受乃至信奉需要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在上海的传教经历使传教士和传统机构很快就意识到，向上海人宣传上帝的福音单凭教义和教理是永远不够的。因此，他们非常注意传教的手段和方法，试图以传教之外的现世生活的具体利益来达到传教的目的，以设医院、开学校、办文化事业等中间媒介来吸引更多的人信奉基督教。为此，当时的基督教传教士付出过艰辛的努力，创办了不少有一定影响的文教、医疗事业，如伦敦会的墨海书馆和仁济医院、长老会的美华书馆、监理会的华美书馆，以及根据不同的物质条件兴办各种形式的学校教育，包括一些女子学校。这些努力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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