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徒有义务向教会提供一定的经费,其形式主要有募捐、教徒奉献和当弥撒等,其中募捐一项尤为可观。1873年4 月落成的“约可容千人”的佘山天主堂就是向中国教徒募捐所得建造的。
开埠后上海的快速崛起,传教士的努力,使上海天主教会在晚清时期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许多天主教修会(包括女修会)和外方传教会都向上海派遣了传教士,并在上海建立了各自的传教机构;前往内地各省传教的外国传教士“很少不取道上海的。来自法国的传教士,则往往在上海盘桓数天”,然后从上海走向内地,在穷乡僻壤之间竖起一个一个十字架。还有一些内地修会和传教会在上海设立帐房,从事房地产等经营活动,并把经营所得源源不断地汇送内地,给内地的传教事业以经济上的支持。上海已不仅仅是江南传教区的中心,而且是天主教在中国传教事业的中心。
2.基督教传教士
与天主教相比,基督教对上海人而言,是一种陌生的东西。虽然鸦片战争前夕已有几个传教士如郭实腊、麦都思等人曾访问过上海,但他们在上海只是短暂停留,他们的记录中很少提及传教之事,偶尔提及,也仅一笔带过。基督教与上海发生关系,那是鸦片战争以后的事。
最早向上海派遣传教士的是伦敦会。上海开埠之初,伦敦会传教士麦都思和雒魏林就开始小心翼翼地在这个新辟的通商口岸进行传教活动,并建立了伦敦会上海传教站。他们刚到上海时不免有些心虚,1845年2月道光帝批准耆英关于驰禁天主教的奏本后, 他们的胆子也就大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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