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的终结。英国人用武力迫使清朝政府放弃了广东实行的外交体制。通过《南京条约》，英国政府实现了两个目标，一是规定英国驻各通商口岸的领事官员“与各该地地方官公文往来”，直接交往；二是针对鸦片战争前广东的贸易由行商垄断的体制，特别规定，“今大皇帝准以嗣后不必仍照向例，乃凡有英商等赴该口贸易者，勿论与何商交易，均听其便，”〔1 〕从而导致了十三行的没落。这两项规定的共同后果，就是鸦片战争前广东洋商在中外交往和交涉中居中转达作用的正式结束。不过直到1861年前，清政府仍无专门处理新形势下中外关系的机构，而是把与“夷人”打交道的责任交给皇帝指派的钦差大臣。在1859年之前，办理通商交涉事务的钦差大臣大多由两广总督或广州将军担任。
1839年到广东查禁鸦片的林则徐是近代第一个办理“夷务”的钦差大臣。在他之后来到广东负责交涉事务的钦差大臣还有琦善、怡良、伊里布、耆英等。其中1842年10月来粤的伊里布的本职是广州将军。
鸦片战争后五口通商，清政府设置“五口通商大臣”一职，专门办理通商交涉事务。五口通商大臣仍然是钦差大臣，最早任此职的是耆英。1844年4月，耆英任两广总督， 道光帝谕令：“耆英现已调任两广总督，各省通商善后事宜均交该督办理。著仍颁给钦差大臣关防，遇有办理各省海口通商文移事件，均著准其钤用。”〔2〕此后， 五口通商大臣一职由两广总督例兼，负责包括广州在内的所有五个通商口岸的交涉。1848年，道光帝又重申：“耆英系总办夷务之员，五口通商事务均应管理。”〔3〕
由两广总督例兼五口通商大臣，专办洋务，这表明在鸦片战争后的一段时期，广州口岸在对外关系中仍处于首要位置。但随着上海的崛起，中外关系的中心逐渐北移。1859年1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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