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道光、咸丰、同治年间，委员一般仍是因事而设，在通商交涉事件发生时，由总督或藩臬二司等临时差遣官员协助处理。但由于在近代初期，办交涉仍是大部分官员不甚熟悉的事，因此那些有办交涉经验的官员，便经常被作为委员差遣。例如，在耆英离任之后，新任粤督徐广缙仍很看重其手下的洋务人才，带赵长龄、铜麟等作为委员去和英国公使文翰交涉。〔6〕
随着西方势力对中国侵略渗透的加深， 对外交涉日繁， 清政府在1861年设立了总理衙门。在地方，也出现了将办洋务的委员的身份固定化的趋势。在同治年间，开始将办洋务的委员特称为“洋务委员”。有的论著将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的伍崇曜称为“洋务委员”，〔7 〕这与事实未尽相符。到同治之后，“洋务委员”这一称呼才渐趋普遍。光绪元年（1875年）粤督英翰的奏称中就报告说法国领事“向洋务委员裕庚面称”秘鲁在粤招工事宜。〔8〕
“洋务委员”这一称呼，一直保留到清朝灭亡。 清宣统二年（1910年）各省设立交涉司，清廷所订章程规定，“交涉司酌设委员”。〔9〕但这时的“洋务委员”，其含义与同治年间以前已有所不同。
三
两广总督不再负责五口通商事务，但仍拥有直接处理广东对外交涉的权力。这一权力，既是清代总督权责的自然延伸，也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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