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三日。黄子寿枉过，疑湘乡复威妥玛书为伪托。此言是也。湘乡举动必以理法。此书颇出常格之外，湘乡未必肯任之，……威妥玛致总理衙门书，一眼觑定中国有不能明言之隐，横施其胁制，嘻笑怒骂无所不至。总理衙门以其书发交各督抚议奏，无有能出一言以发其覆者。……湘乡身负天下之重，当与国同忧戚，又不当总理衙门之任，洋人以局外旁观言之，湘乡即以局外答之，洋人惊于所闻，亦不能不为之气折，故疑此数年洋人持前议不坚，未尝非湘乡此书之力也。［①ａ］

　　郭嵩焘的日记表明，他抄录的曾国藩致威妥玛书，应是社会流传的抄本，而不可能是从曾国藩那里得到的副本——如是后一种情况，就不会产生黄子寿提出的疑问。黄子寿，即黄彭年，是曾国藩赏识的后起之秀。这里，郭嵩焘一方面似乎同意了黄的推测：这封信是伪托的。但另一方面又认为曾的确写过这封信，它“折服”了洋人，在外交上起了重大作用。　　　　　　　　　　　　　

　　但所说的这封信，究竟有何内容，写了些什么，在各种曾国藩的全集、文集、函稿集中，都不见编入。1984年，我在英国剑桥大学短期访问，在大学图书馆发现一件《曾侯致英夷使臣威妥玛书》，这正与郭嵩焘日记所记相符，威妥玛1871年由参赞升任公使，退休后自1888年起任剑桥大学首任汉文教授，图书馆现有“威妥玛文库”。他的收藏、文件保存在剑桥图书馆，是很合理的。剑桥收藏的这封信，并非原件或手抄件，而是刻印品，三叶六面。首行题《曾侯致英夷使臣威妥玛书》。所加护封有手写英文：Tseng Kuo—fan to Wade, Printed, Probably Scarce.意谓：“曾国藩致威妥玛，印刷，可能罕见。”　　

　　这封信既经刻印，其份数在当时应该不少；但迄今百余年，未闻学术界有述及者，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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