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西人必欲行其教于中国，其用意自有在矣。中国不吾信从，彼固知之，于是有术焉。施小惠，使餍其口腹，行小善，使震其耳目。从而诱之以获福厚报，使迷惑其心旨，变易其肺肝，溺焉不返，不顾利害死生，惟吾说之是从。天下无事，均可伏戎；天下有事，入吾教者云合响应，竞起而畔其长上。呜呼，是祸中国也。

　　信中批评对方提出“中国能否保持自主之国”的问题，其言曰：

　　然吾中国，从未有不能自主者矣。……仁如尧舜，民之主也；暴如桀纣，民之主也。君臣之际，名分甚严，恩礼甚重。名分严，故君为主；恩礼重，故世戴一主。如使西国民为主、又民共为主的之政行于中国，此大乱之道也。……

　　然且谓之不能，……是利有中国之不能自主也，盍亦思中国之不能自主之大不利于西国乎？今者通商、传教之事孰许之？我皇上许之，海内人心固有所不欲也。虽不欲，而上有天子，又有天子命使，与西国使臣共主条约，普天率土，莫敢不遵。此中国能自主之明教大验也。假令天子一诏曰：今日两国条约所载，有不便于尔民者，余一人不能自主，惟尔百性任自为之。……及是时，天下英雄尘蔽而起，既念所主，为患更属西国。

　　信的结论是，不要“越俎而欲使借助自强”，“他日换约，去所不便，择其便者，务令彼我之间，均获利益。”　

　　曾国藩是否给威妥玛写过这样的信，可以从几方面考察。

　　总理衙门于同治五年二月十六日奏准，将威、赫二人之件抄交“江西、湖广、江苏、浙江、闽粤各督抚及南北通商大臣，悉心妥议，各抒所见，专折密陈”。根据《筹办夷务始末》，自三月起，各有关大使陆续复奏，计有三口通商大臣崇厚、湖广总督官文、江西巡抚刘神一、闽浙总督左宗棠、两广总督瑞麟、广东巡抚蒋益澧；至十月，浙江巡抚马新贻复奏是最后者，曾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