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缅想光仪，末由接近。顷有人自都门来，盛传足下至总办衙门，亲递《新议略论》”云云。“天衢”，意为帝京，“足下翔武于天衢”，指１８６０年英军侵入北京。这一段话说，曾国藩与威妥玛见过面，距写信时已有８年。又最后一段：“往者因苏返沪，获奉咨言。”从这几句，曾国藩在“因苏返沪”时还收到过威妥玛的信。然而，正是这些题外话暴露出了极大的疑问。曾国藩自咸丰十年起两任两江总督，并曾兼任通商大臣，驻地历在祁门、安庆、南京，却从不在上海，所谓“鄙人蠖屈于海上”，全非事实。据曾本人日记及其门人黎庶冒所编《曾文正公年谱》，曾国藩只在同治九年（１８７０）七月直隶总督任上办理天津教案时见过威妥玛，此前并没有相识和通信的记载。“因苏返沪”一句，曾国藩到苏州、上海，只同治七年（１８６１）四月一次。这是为了查阅外海外师事宜而离开南京督署的一次水路旅行：二十四日从南京登舟，经扬州、金山、焦山、丹阳、常州，五月初三日到苏州，初十日到上海查阅轮船洋炮工程和吴淞口、狼山、福山各营，其间有英、法领事来见及回拜，并没有收到威妥玛来信的记载［①ｄ］。“因苏返沪”的“返”字和“蠖屈海上”一语，都显示出伪托者误以为曾国藩驻节之地是上海。
这封信中还有“赫君论中国有云：试问中国能常为自主之国否？”之语，然后引出一大段反驳文章。实际上，这一问句出自威妥玛的《新议略论》而非赫德的《局外旁观论》。这一参差，暴露出作此信者手边并没有威、赫二人的文件。可以推测，这封信是知有威、赫二人贻书总署之事，不满西方国家假通商传教以入侵中国者所写，并付刻印，以广宣传。其人假托曾国藩的名字，但并不确切了解曾国藩的行踪事迹。
尽管这封信非曾国藩所写，但仍很有研究价值，它反映了１９世纪６０年代中国一部分士大夫对外国通商、传教两大端的态度。这封信强烈反对外国侵入中国，这在当时许多中国人中会有共呜。但它的论说却反映出深重的传统观念。它固守“崇本抑末，贵农贱商”，固守“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教”；又以为中国之必能自主，是因为“在德不在力”，“皇天眷命我圣清，入主中夏，世世相承，靡有失德。……国家深仁厚泽固结人心”。此等颇为陈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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