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而，一年多以后，曾国藩在类似的问题上发表过明确的看法。同治六年（１８６７）九月，总理衙门以中英天津条约将于翌年修订，担心对方在修约时提出的问题，可能就是威妥玛等在上述文件中已提出者，与平时已向总理衙门谈及者，如“请觐设使、铜线铁路，以及内地设行栈、内河驶轮船，并贩盐挖煤、各省传教”等，“皆其处心积虑，志在必遂者”。于是又奏准请各有关督抚就预筹修约事宜，各抒己见，“共济时艰”。曾国藩这次有复奏。其主要内容是：

　　对请觐、遣使、开拓传教三事——“拟俟皇上亲政之后，准其入觐。其仪节，……不必强以所难。”“遣使一节，中外既已通好，彼此往来，亦属常事”，可物色人才，有人则遣，无人则不遣。至于开拓传教，“异端之教，时废时兴，惟周孔之道，万古不磨。但使中国修政齐俗，礼教昌明，虽百计开拓，亦终鲜尊信之者。”所以，以上几条，“不特不与力争，并可有求立应。”

　　对电线、铁路等诸项——均应全力反对，其言曰：

　　军兴以来，中国之民，久已痛深水火。加以三五口通商、长江通商，生计日蹙，小民困苦无告，迫于倒悬。今若听洋人行盐，则场商贩运之生路穷矣。听洋人设栈，则行店囤积之生路穷矣。听小轮船入内河，则大小舟航水手舵工之生路穷矣。听其创办电线铁路，则车驴任辇旅店脚夫之生路穷矣。……其余如轮船铁路等事，自洋人行之，则以外国而占内地之利；自华人之附和洋人者行之，亦以豪强而占夺贫民之利，皆不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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