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是厘税的压抑和传统商业的竞争。厘金对于中国商人来说本属勒索，但在尚未以子口税取代厘税的广大内地，外国商人每每为之裹足，因而它在客观上又为中国商人减少了竞争压力。以故中国商人在厘金和外商竞争之间的选择上常常呈两难窘况，有时甚至宁愿要厘金而不愿与外商竞争。另外，厘金税又是清政府一项重要的财政收入，在关税和厘金不可兼得的情况下，在某些外贸税收未必超过厘金数额的地区，政府作出舍外求内的决策，实属经济因素使然。开埠之后重庆的情况，是对这一现象的最好说明。重庆是1891年1 月依照《烟台条约续增专条》的规定开放的。然而开埠之后情况却不尽人意。英国驻华使馆官员禄福礼（H.E.Fulford）在开埠一年以后的一份报告中作了如下总结：
到目前为止，重庆的贸易条件整体上还没有受到开埠的影响。这就是说，分发贸易仍然完全掌握在本地商人手中。……在目前的条件下，外国商人能否战胜早已建立并且组织严密的本地商行还是个问题。但是他们可以更深入地推进子口税制度以尽量扩大贸易。迄今为止，重庆是子口税制度的终点站。为了抵制繁重的厘税，应该把子口税制度推广到川省的每一个角落，并深入到川省邻近地区。（但）如前所述，以往这种努力遭到了明显的失败。（注：“禄福礼给索尔兹伯里的报告”（1892年4月29日），见周勇等译编：《近代重庆经济与社会发展（ 1876—1949）》第87—88页，四川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外商在重庆遭遇的情况在其它口岸也不同程度地存在。由此我们不难理解何以外人要将子口税的推广，当成其须臾不敢懈怠的要务。
三是民族主义者的抗拒。一些地区具有贸易的良好地理及资源条件，但绅民排外情绪高涨，亦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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