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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方可拓展。由于竞争的关系，每两个商埠之间应保持一定的距离，尽量避免各自界域的交叉重合。如果两个口岸因距离太近而导致界域严重交叉，则其中一个条件较差的口岸很可能成为该地区外贸网络上的一个“死结”，成为另一口岸发展的牺牲品。武昌和浦口两埠的情况即可作如是观。 武昌是1900年奏准开放的，但迟至1917年，才由湖北省宪拟具“通商场筹备大纲”，谘由主管各部核算，直到1919年年底委任韩光祚为商埠局长之后，开埠事才初现眉目（注：《内务部经办商埠一览表》（1921年11月1日），见《历史档案》1984年第2期。）。 武昌商埠迟迟未能发展的症结在于贸易活动的场域与仅一江之隔的汉口形成了过多的交叉重合，而其起步从事近代商业活动的时间又较晚。如众所知，汉口是1861年依英约而开放的。经过40多年的发展，到武昌奏准开埠时，已经成为中国中部地区最重要的商业中心，到这里来从事商业及其他活动的外国人已多达3千余人（注：William T. Rowe, Hankow: Commerce and Society in a Chinese City, 1796—1889,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Sanford, Callfornia, p.13。此书承马敏教授代为复印，谨致谢悃），年贸易额高达一亿三千万两，商业繁盛，被誉为“东方之芝加哥”（注：〔日〕水野幸吉：《汉口》第1页，上海昌明公司1908年版。 转引自皮明庥主编《近代武汉城市史》第 120 页，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在这种情况下，尽管由于长江的隔阻给位于南岸的武昌留下了少许生存空间，但其发展前景显然是不容乐观的。浦口的情况亦类是。尽管占踞了津浦铁路南段起点的有利条件，在一江之隔的省会城市南京已经开埠的情况下，浦口除了扮演货物转运站的角色之外，人们很难在商贸方面对之抱多大期望。事实上，早在筹议开埠时，外务部就曾经批示：“该埠与金陵口岸相距甚近，酌设轮渡以转输货物，亦可期便利”（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民政部档案，全宗号509， 案卷号209，《两江总督咨送浦口建立市场简章及有关文书》）， 对急于在浦口开埠提出异议。该埠后来的发展步履维艰，可谓良有以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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